弗朗西斯·福山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弗朗西斯·福山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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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12日 07:39:00
来源:澎湃新闻

刚刚结束的第92届美国即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佳影片由奉俊昊导演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它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本届奥斯卡,这部韩国电影获得6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奖等4大奖项。

获得最佳影片后,导演奉俊昊蹲在舞台通道,表示“难以置信”

为何一部韩国电影,会受到以折射美国主流价值观著称的奥斯卡颁奖礼的如此青睐?《寄生虫》聚焦于两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家庭之间所发生的荒诞、悬疑又令人隐隐生怖的故事。导演奉俊昊用“黑色喜剧”的方式直指韩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富人是主动吸人血的寄生虫,却住在光鲜亮丽的地上豪宅;而穷人因社会资源的匮乏和上升通道的受阻,被迫成为“寄生虫”,寄居在肮脏不堪的地下室。这或许是对阶层分化与阶级对立最直观残酷的隐喻。

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里,这不只是韩国正在发生的故事。迄今为止,《寄生虫》的电影版权,已经销售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不少观众在观影后,都会心有戚戚。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美国右翼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的导言。“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

疫情还在继续,我们的生活秩序也还没有恢复。但这几日,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在网络热传: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造而成的“江汉方舱医院”内,一排床位整齐排开,一男子带着口罩,安静、专注地看着书——一本福山所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疫情肆虐揪心,但是还有书籍。

本文摘自弗朗西斯·福山所著《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

社会秩序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何以重要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将之称为“第三次浪潮”,但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正如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论述过的,政治体制向现代自由民主方向演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它建立在经济发展同稳定的民主政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对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国家而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互融合是缓慢形成的,没有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顾此失彼的选择。

然而,新的民主化浪潮虽然同样是进步的趋势,却不一定在道德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体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这在民主国家中个人主义最突出的美国表现尤甚。现代自由主义体制国家以奉行如下观念为前提,即为政治安定计,政府不会在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所主张的道德诉求间采取有所偏倚的态度。教会和国家相互独立;在事关终极目的和本性善恶这类道德伦理的重大问题上接受多元主义。宽容成为基本的美德。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统来形成社会秩序。这样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人民务必德行高尚,只要他们出于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并遵守法律。同理,与政治自由主义携手同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只需要人们根据长远的个人利益来实现最优的社会化生产及分配。

构筑在这些个人主义前提之上的社会一直运转良好,甚至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仍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要构筑社会,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一成就所带来的福利实在过于明显。

不过,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仍不足以确保现代社会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在19世纪取得独立时,很多都效法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自那以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像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体上来。

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入围影片《民主的边缘》剧照。聚焦于巴西四面楚歌的领导人,他们正在努力处理来自他们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过去并由一个愤怒和意识形态分裂的国家煽动的丑闻。这部电影也传达了一个有力的警告:巴西的危机是由同样背信弃义的政治力量统治的西方超级大国共同分担并煽动的。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是最要紧的:最早殖民美国的是英英国,美国承继的不仅有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继的是各式各样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相互独立,但新教在美国建国时期对于形成美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称扬的美国的“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其民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繁荣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样大的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同样的对比存在于北欧和南欧之间,二者保持现代体制运转的能力差别同样来自宗教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其稳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灵活多变的非正式文化的调适。可是,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

如此一来,宏大的政经体制便会走上一条长期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道路,社会生活也体现出更多的周期律。某一历史时期运转良好的社会规范如果遭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就不得不努力挽回败势,以期在变局中重建规范。

规则的价值

向信息时代转变与社会分裂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电视里成天累时播放的那组系列广告中看出端倪。由一家美国通信巨头公司赞助的这组广告中,一群身体条件好、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展现了超凡的运动技能,诸如沿着建筑的侧面墙向上奔跑、从悬崖上纵身跳入万丈峡谷、在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屋顶间跳跳跃。广告最后闪烁出标示主题的字幕:“无拘无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运动员们出色的体格唤起人们对哲学家尼采笔下的“超人”的想象。如同亲纳粹的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倾力塑造的银幕形象那样,这种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超越凡俗道德规则的约束。

莱妮·里芬斯塔尔,原名“Berta Helene Amalie”,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柏林,2003年9月8日逝世于德国,德国舞蹈家、摄影师,电影演员和导演。尽管作为导演,里芬斯塔尔创作了非凡的电影作品,但她仍被许多人从一般电影导演中区分开来,因为她曾效力于纳粹德国。

给商业广告提供赞助的电信公司和负责制作的广告公司,当然希望创造一个强大、积极又能面向未来的广告形象: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旧的规则被打破,这些赞助公司在破坏方面冲在前线。这里隐含的信息是,旧规则——大概是用于治理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业和那些运营电话服务的大公司的那些规则——已成为没必要而且有害的约束,不仅对于电话服务本身,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而言亦是如此。谁也说不好摒弃这些规则以后人类将取得何等高度的成就,以及赞助公司将如何心甘情愿地帮助顾客达至这片应许之地。那样的话,我们都会成为广告片中的运动员那样神一般的存在。

或有意或无意地,这些商业广告的制作者使自己立足于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主题,即个体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约制中解放出出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追求个体从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解放运动。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权革命,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以追求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上述运动,视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对个人的观念和选择进行过度限制——无论是年轻人选择性伙伴、女性寻求就业还是同性恋寻求权利认同,都存在这样的限制。大众心理学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到80年代的重视自尊的趋势,都是力图将个体从令人压抑的社会期许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都可以给自己打出“无拘无束”的标语。

左翼和右翼都在将个体从令人拘束的规约解放出来的运动中贡献了力量,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往往不同。简单来说,左翼关心的是生活方式,而右翼关心的是钱。前者不希望传统价值过分限制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中任何一个人的选择,这些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罪犯等。另一方面,右翼不希望社区对他们用个人财产来做的事加以限制——在美国的特殊国情中,就是希望捍卫用枪的权利。

宣扬“无拘无束”的这组广告由一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高科技公司制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要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打破规则而繁荣起来的,在此种背景下,旧的社会关系、社区还有技术都会因新的和更有效率的替代者的出现而被遗弃。

左右翼相互指责对方表现出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那些支持生育选择权利的人往往反对枪支或大排量汽车的购买,希望完全放开经济自由竞争的人们会因在去廉价的沃尔玛超市途中被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洗劫而惊魂不已。奇怪的是,双方中任何一方为了约束对方,都情愿放弃己方自由选择空间中最不舍的那一部分。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业已提出将社会累积的共享观念作为社会资本。如同实物资本(土地、建筑、机器)和人力资本(我们头脑中保有的知识与技艺)一样,社会资本也创造财富,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也具有经济价值。它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集体奋斗的前提,从经营街边店、游说议会到抚养孩子,无不如此。个体遵从集体规则,虽然以牺牲个人选择自由为代价,但使得他们能彼此交流、协调他们的行为,从而令个体的能力和能量都得到增强。诚实、互惠、守诺,这些社会美德不仅仅作为伦理价值值得遵从,也具备有形的价值,能帮助集体实现共同的目标。

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最终会导致社群(community)形成基础的丧失。并不是说一群碰巧发生彼此关联的人就能形成社群,一个真正的社群是借由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经历而团结起来的。他们所持的共同的价值观越是深厚和坚定,则该社群也越稳固。不过,这不意味着人们非要明确地在个人自由和团体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当人们从夫妻、家庭、邻里、工作单位、教会这类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发现还是可以拥有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edness),并且是完全为自己而选择的社会联结。但随之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要想与他人建立更加深久的社会关系,这种可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对他们来说选择进入或者离开全凭一己之愿——靠不住,只会让他们感觉孤独和迷茫。

电影《寄生虫》台词

如此一来,“无拘无束”这句广告词就成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希望打破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或者落伍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规则,寻求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不断需要新规则,保证新型的合作事业运行或使我们感受到与集体中其他人的联结。

新规则必然会使个体自由受到一定限制。若一个社会以增加个体选择自由度为名义不断颠覆社会规范和准则,则会使其自身变得愈加无序、原子化和自我孤立,并且无力达致共同的目标、完成共同的任务。

若此社会希望发展“无拘无束”的技术创新,就会看到各种形式“无拘无束”的个体行为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犯罪率和离婚率增加、越来越多家长不能履行照顾子女的义务,邻里之间彼此缺乏照应、公民逃避公共生活的现象也会增多。

社会资本

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富有、自由和多元,在这里,文化一词业已同选择这个概念相联结。也就是说,文化是艺术家、作家或其他富有想象力的人根据其内心呼唤(inner voice)而进行选择性创造的结果。对那些略欠想象力的人来说,文化是他们选择去消费的艺术、美食和娱乐。作为一种浅层次的但也是日常的文化,饮食尤其具有民族多样性:它在文化多元性上的意味是,人们可以在中国、意大利、希腊、泰国或墨西哥餐馆中选择自己的最爱。那些更重要的文化上的选择也一样等待着人们的参与,正如伍迪·艾伦(WoodyAllen)塑造的银幕角色那样,当他得知身患癌症晚期后,疯狂地试图从佛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天主教或者犹太教那里寻找慰藉。

另外,正如我们所受教的,相互竞争的那些文化主张很难区分出彼此的高下。在道德情操的层级谱系中,宽容居于高位,而道德主义(以一己之道德观或文化规则来试图对他人进行评判)则坏之又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偏好的事没法解释;就像各民族的饮食口味偏好一样,我们无法对一组道德规范是否优于或劣于另一组做出评判。不仅左翼中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者如是告告诫我们,连那些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将全部人类行为都化约为对最基本的个体“偏好”的追求)也如是说。

为了避开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本书不将重点明显放在文化规范方面,而是关注社会规范中构成社会资本的那套子集。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共享价值观或规范的过程本身并不产生社会资本,因为被共享的价值观可能是错误的。

有实际可参的例子,例如意大利南部,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缺乏社会资本和总体上没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地区,尽管这里有强大的社会规范。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Gambetta)讲述过如下一则故事:

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头目讲述他青年时代的经历,说起也是黑手党的爸爸曾让他爬上一堵墙然后让他往下跳,并保证会在下面接住他。开始他不乐意,但经不住老爸的坚持还是跳下去了,结果摔了个脸贴地。他的老爸就是借此事来向他传递一条生存智慧,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学会谁也别信,爹妈也不例外”。

黑手党是发源于意大利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根据地在西西里。19世纪欧洲掀起向美洲的移民浪潮,黑手党人涌向美国,扎根于纽约,活动于美国各地,操纵美国的赌博业、色情行业及贩卖毒品、走私军火,从事职业性的犯罪活动,诸如绑票、杀人、抢劫等。黑手党内部有各个帮派,头目对帮派实行家族式的统治。

黑手党有一套被称为“保密帮规”(l’omerta)的极其严格的内部行为准则,黑手党徒被认为是“光荣的人”(men of honor,也译为“君子”)。不过,这些准则只在黑手党内部的小圈子中被奉行,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社会普遍奉行的准则可以被概括为“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利用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不然他们就会先这样利用你”,或者像迭戈举例说明的那样,就算是家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显然这类准则不会催生社会合作,而它对政府良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证实。

意大利腐败丛生,对该国政治制度侵害严重,而意大利南部则是腐败的源头地,同时也是整个西欧最贫困的地区。比照起来,能带来社会资本的社会准则必须确实包含此类美德,比如诚实、守诺、互惠。不必惊讶,这些准则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同清教价值观相一致,而后者被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radiusof trust),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家庭无论在哪儿都显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电影《寄生虫》台词

在美国,不管父母对他们十来岁的孩子印象多么不好,这个家庭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家庭的成员并与之合作,而不是其他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始自家族生意。不过,家庭团结有多大力量在每个社会都不一样,而且会因其他形式的社会义务而有所不同。某些情况下,家庭对内和对外的信任和互惠联结可能出现逆相关;当一方十分强大时,另一方往往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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